老子就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二十一章》），并且强调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
然而，以公德代替私德在中国文化中真的行得通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书中有臣不听君命，而董氏大之者（《竹林》《精华》）。所谓纲常，严格说来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规范。1.纲针对纪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纲一词，在可查的文献记录中，最早出现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这两方面虽然不同（一是服从，一是谏争），却共同体现着忠的精神--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做人的道义。虽然老师的决定或做法可能不当，学生可提异议，但在实践中没有轻易违背的权力。
现代人一味地高喊平等、自由等口号，不尊重人与人之间由分工、角色、性别等差异造成的现实。这是因为，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裁决者。另外，中国结构的政治哲学中对外的化敌为友又如何解释在内部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就必然出现窝里斗？而所谓民心的直观、对社会气氛的感受似乎从来不会出错，相对于现代的民主投票反而往往是民情的错误反映，数字虽然显得精确，但产生如此这般的数字的程序却往往导致失真，因为人们被告知进入了投票选举这个博弈，于是就有了斤斤计较的理性选择，就会出现所谓策略选举或不真诚选举和违心选举等情况似乎更优越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12]，至少无法回答民意不仅可以绑架甚至可以制造的问题，更无法回应黑格尔的关于理性的狡计的老问题。
三代以下，藏天下于筐荚。坦率地说，赵汀阳的世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对斯密式推论的质疑（由个体的自私的互相不信任，由互相受害向互相得益的帕托累改进总是不可能），对哈贝马斯理性商谈的质疑（理解不能保证接受和一些涉及当下利益而时不可待问题）），对罗尔斯在康德没有考虑的两个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阴险和危险的两个观点的质疑（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社会和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等等，都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赵氏哲学的主动反应除了具备有中国结构的世界观改造努力之外，却几乎不具备世界结构的中国观的自觉。[5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王康的典型文本《走向历史的破晓时分》，一样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讲起，甚至比荣剑更加激情澎湃：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的史诗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赫尔德乃至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们都曾以讶异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48]而中国思想中有关自然状态的讨论，中国先哲甚至早于霍布斯（17世纪）、洛克（17世纪）和卢梭（18世纪）他们几乎两千年。
[4] 可参阅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8]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最大。圣君贤相能如此，其德是天地之德，使人民忘掉他的权位，使他自己也忘掉他的权位，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
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再一方面，中国经济蕴含的发展潜力似乎正在显示出来，远远无法归入现代规范经济学理论刻画的理想类型，中国经济形态似乎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凸显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式。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面对中国和中国思想的悖论：不管是被动反应还是主动反应，也不管是思想渊源出自何方，思想的平地搭建却时时受到此时此地的历史条件的制约。[48]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山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理念，则完全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以外进行思考的世界政治理念。比如：中国人之智慧常能握其必须者，而不能尽其充足者。
但由于邓氏的英年早逝，除了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对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做了有效的回应（生存演化哲学探索）之后，基本就是以策划大型学术活动以及选题的形式和相关刊物运作进行学术践履，虽然在诸多策划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口号，但因为不多见真正有说服力和穿透力的论文，就难免有口号化倾向。应该说，包括赵氏在内的中国理论家只是对由美国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的不满意，如果一定要让中国人提供，假如不是共产主义理念，那就是世界大同或者天下为公理念了。
因此不管怎样，所谓 天下体系或者公天下的理论预设以及全新的研究范式的关键，一样必须有效。这样，就会出现你不能认同美帝国主义一样，人们也没有理由认同你这个中华帝国-天下主义。君、士、民俱得客观之意义，即示政治格局渐向客观化而趋。[9]的我们所谓的‘世界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等论断，都是相当精彩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康社会似乎跟大同社会的理论预设无关，而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勾连在一起。[43] 关于此，吴励生在《思想中国》一书中有过系统讨论，有兴趣者可参阅。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而且他的哲学考察仅止于东汉，吾书自夏商周至东汉止……然规模纲领已具于此，非必尽论四千年也。
特别重要的还有，必须都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检验。其表现在客观文制方面便是由亲亲尊尊而来的五伦。
然后从（列宁的）俄国拒斥亚细亚传统，拒绝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日本的脱亚入欧，直至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超英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等等……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皇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lrving Babbitt）在《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的名著中特别将孔子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并举，使东方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互相补充……白璧德所重视的‘以身作则即是传统所谓‘经师不如人师、‘言教不如身教，这确是儒学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无论是进步论（梁启超等）的还是历史终结论（郭沫若等）的历史哲学，虽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现代的历史编纂学，然而终究不能彻底改变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循环论。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46]这样一来，就可能又回到了传统理想主义的老问题，尽管王康似乎颇自信，越是放怀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然而究竟如何走出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又如何破晓，中国叙事或者历史编纂学究竟如何开始，却跟荣剑几乎相同，理想的成分多可落实的东西少。正因为此，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新世界的世界观进行探究……这个针对并超越现代性的世界，至少有两种正在起作用的政治理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欧盟的欧洲理念，一个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世界政治理念，也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天下理念、大同理念、新战国时代理念、主体性理念等等。也许，最大不同者，当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从最初的被动回应到眼下的主动反应。
[38]但毕竟，此个体非彼个体，此主体也非彼主体，用张远山的话说：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理想主义模式：一、以道家（包括道教、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个人化理想主义，即整个社会的身心痛苦都不影响他一己的身心愉悦，全体国民的不幸都不会影响他坚守一己的快乐。先自贵族解放，采地转而为郡县，亦是公也。
[31]但你恐怕不能不承认，诸如民主和公正这些原则确实是真切地运用在人家的国内关系之中的，问题是出在不应用于国际关系中。也就是说，重述天下体系理念或者公天下理论，即便把秦汉以后到晚清以前乃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均忽略不计，当下的严峻现实起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50]余英时在做儒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时也说：制度离不开人的运作，越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便越需要高品质的人去执行。二 中国叙事的历史编纂学和中国视角的历史哲学的内在紧张与倒转 事实上，当下之所以出现不少（除了赵汀阳，还有孙歌、汪晖、盛洪、王铭铭等）重述天下体系理论或者中国历史叙事的尝试，实则与中国当下的发展有关，也跟当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紧密相关。
也就是说，假如中国叙事的历史编纂学确实是所谓中国历史的破晓时分（东方尤其是中国，就像黑格尔所假定的那样），我们只能在古代中国的（西周）公天下的所谓大道之行中寻找理论资源，而且拒绝像先秦思想家们几乎是合力的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那样的天下，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后帝国时代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仍然深刻地保留着国家主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又无法回避吴稼祥意义上的公天下的变种以及衍生方式，中国叙事的历史编纂学与中国的历史哲学本身就存在有巨大的紧张。对此，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即有醒目的揭示：中国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众所周知，在欧盟共同体下已经逐渐形成社会市场和生活质量等新的理念。实际上，有关新战国理念，自晚清以降中国学者的观点便不绝如缕，以至现在的学者如许章润、葛兆光以及罗志田等便一直在重述梁启超的世界之中国观点[7]。
[40] 参见梁启超：《史界之界说》，载洪治纲编：《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从《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的话里，推不出康有为大同理想中的‘人人平等。
‘大同则是社会文明概念，其核心要件是人人相亲，个个无私。那时霍布斯写了《利维坦》，洛克写了《政府论》上下篇，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一直影响到今天——并进一步大胆提出：对这个话语的讨论有两个不同看法：第一是把中国思想家对政治哲学的创建、创见和思考排除在外，世界政治哲学史只能算是西方政治哲学史，或许他们也是这么叫的。
很显然，只有彻底认清并相应改变这个传统社会性质的根本性特点，所谓历史的破晓时分或者实现重启公天下的历史哲学倒转，才有起码的制度性基础和知识创造的根本保证。[16]但黑格尔思想的内在理性精神却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尤其是其思想帝国建构的地基：由于以精神原则为基础的普遍决定的效力，‘思想的帝国便现实地产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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